921大地震事件中死亡人數達二千餘人，象徵的是有數千家人其家庭結構受到嚴重影響，這還不包括因房屋震垮或受損而改變家庭居住環境或因而牽動其家庭結構者人數在內。不管因住屋全毀而全家被迫遷居，或甚至親人中有人死亡或嚴重傷殘，全家人彼此對應的角色都得因此而必須重整，全家人彼此間的心理距離也被迫要調整。在過去的文獻中不乏有離婚（Cherlin，1992；Sprenkle，1990）、喪失親人（Hamsson，Berry，& Berry，1999）、或經濟困難（Fisher，Fagot，& Leve，1998）等事件對家庭成員角色、互動與結構的影響研究，而此些研究也都指出該等事件對家人的心理衝擊是極其大的。近期，甚至還有學者指出，即便是父親因職業調遷之關係使得待在家中的時間比平常多，也會帶給家庭極大之壓力（Mederer，1999, p.212）。而在921地震後，已有不少的報章雜誌陸續報導出災區家庭的婚姻暴力或兒童虐待等事件，顯然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因為無法針對災難事件做出有效的因應，家人會將壓力轉嫁給家庭中其他成員，並因而造成家庭角色（role）/界線（boundary）/結構（structure）之改變是屬可理解的經驗範疇。
惟上述之描述仍屬粗糙，缺乏實證資料之支持；此外，在過去有關家庭如何面對外來壓力事件的研究，多半將家庭視為單一之單位，研究其外界及內在資源的運用與壓力之間的關聯（McCubbin & Patterson, 1983），絕少有研究去看當災難事件來臨時，家庭成員的互動有何改變？原有的互動方式是否還是有效？是否被迫會有新的互動方式產生以因應外來的壓力？本研究擬從較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中，探索受災家庭與非受災家庭其家庭結構與家人的互動距離是否會因受災與否而有所不同。為達此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另一項主要之任務乃為編製一份家庭結構問卷。在六O年代，Minuchin與他的同事有感於傳統精神分析長期的、被動的、成長導向的療法對其工作對象—男性青少年及其家庭缺乏療效，便從臨床實驗中發展、建立了較為積極、主動、問題解決導向的家庭結構學派療法（Aponte & VanDeusen, 1981）。由於Minuchin的家庭結構理論已在東、西方廣受家族理論及實務工作者認同（Perosa & perosa, 1993），而其對家庭結構內涵之論述亦頗為完整，本研究乃採其理論作為編製之依據。
家庭結構學派的特色在於強調階層的（hierarchical）議題，一般而言，在完整的核心家庭系統中包含有婚姻、親子與手足等次系統。問題家庭與父母無法發揮親權、婚姻或手足次系統等的功能障礙有關。而健康的家庭則是長幼相親而有序（手足次系統）、大人感情好而不黏膩（婚姻次系統）、父母疼愛小孩且管教權得以施展（親子次系統）。因此，區辨健康與不健康家庭的指標不在於有沒有發病者（Identified Patient），而在於第一，家庭的結構是否屬於開放的文化系統；第二，家庭在其發展過程中能視成員需要重整其結構；第三，家庭能適應外在環境之變化以維持其延續性，並加強每一成員的心理社會成長。
在此，家庭結構指得是一組無形的功能性需求，家庭成員藉此建立他們的互動方式。透過此互動方式家庭得以運作，這些重複出現的互動方式建立了誰與誰會在何時、以何種方法連結，家庭系統由此誕生（Minuchin，1974）。有關家庭結構的重要概念有：
1.
界線（boundary）：家庭中的一條隱形的、區分次系統間或系統內各部分的界線，其功用為保護系統之分化；它的一端是僵化（rigid；絕對的分離），另一端是糾結（diffuse；絕對的融合）；最好的狀態是清楚（clear）。對青少年而言，親子次系統間的界線越僵化疏離，就表示父母是低涉入子女生活，且子女是過度功能自主的，子女便無從建立起與父母相屬的關係。糾結的界線正好相反，反映出父母過度涉入青少年的生活，青少年的自主性很難建立。
2.
夫妻次系統（the spouse subsystem）：指得是一對男女基於建立家庭的共同目標，結合一起所形成的次系統。
3.
親子次系統（parental subsystem）：家中的第一個小孩出生後，父母與之形成之次系統。
4.
同盟（coalition）：兩個家庭成員明顯地結盟以對抗第三個家庭成員。如果父母之一與其中一小孩以僵化的跨世代同盟方式對抗其配偶，這種現象稱為穩定同盟（stable coalition）。
5.
迂迴轉向（detouring）：配偶間的衝突透過孩子的事來爭吵，夫妻次系統因而仍可維持和諧的表象。
6.
疏離家庭（disengaged family）：家庭組織的一種極端形式，家庭成員彼此疏遠，互不影響。成員間的界線是僵化的。
7.
糾結家庭（enmeshed family）：家庭組織的一種極端形式，家庭成員彼此關係緊密，糾葛不清，功能無法獨立。成員間的界線是融合的。
8.
三角關係（triangulation）：父母要求子女與其聯手對抗另一方的一種過程，子女通常會有動彈不得之感。
9.
代間界線（generational boundaries）：世代間的一條隱形、分別你我之界線；健康的代間界線允許父母維護其父母之角色，孩子表現其為人子女之角色。
上述的重要概念均為Minuchin的結構式家族治療理論及其臨床工作中最被強調（punctuated）的處理切點，本研究乃據此編製家庭結構動力量表，用以測量921大震對災區家庭結構所帶來之影響。
方 法
受試者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樣本來自中部災區一所國中，全校共有三十九個班級，該國中被政府列為受災學校。受災學生之定義為領有災民證、該校員生福利社各項補助以及家中住屋被判全倒或核心家庭中有人死亡之學生，共計有85位，其中三位學生有手足去世，其餘學生的住家全毀。而對照組為同校但在地震中完全未受害（住屋無損且無親戚傷亡者）之學生共計95位，有效問卷計有180份。目前，樣本當中有3.3%住在組合屋中，12.8%住在親戚家，20.6%住在租來的房子中，45.6%帶在原有的住家，餘17.7%的住處選項為「其他」。
測量工具
本研究根據S. Minuchin的家庭功能結構模式，並參考Perosa及Perosa於1990年再度修訂的SFIS-R（The Structural Family
Interaction Scale – Revised）量表，編成『家庭結構動力量表』，總題數共計71題。
家庭結構動力量表根據Minuchin的理論，分為八個分量表。其一為已解決的夫妻衝突/未解決的夫妻衝突，用以測量夫妻間的衝突情形；其二為父母聯盟/跨世代三人組，用以測量父母與孩子間界線與聯盟之關係；其三為父子和諧/父子失和，用以測量父子關係；其四為為母子和諧/母子失和，用以測量母子關係；其五為彈性/僵化，用以測量家庭各次系統間之界線；其六為糾結/疏離，用以測量家庭成員間彼此之心理距離；其七為表達家庭衝突/逃避家庭衝突，用以測量家庭成員對待家庭衝突之態度；最後一個量表是自主/過度保護，用以測量父母教養孩子之態度。
八個分量表中，其中三個分量表：糾結/疏離、彈性/僵化、表達家庭衝突/逃避家庭衝突測量全系統的動力；其餘的五個分量表則主要在測量代間之界線。其內部一致性信度總量表為.91；各分量表依序.67，.48，.77，.75，.36，.66，.63，.46。
施測過程
本研究於89年四月中旬，由研究者之一前往受試者學校，與該校輔導組長先抽樣34位受災與35位未受災學生，進行預試。研究者之一與該校輔導組長於施測前先行討論施測的方式與態度，並分別擔任主試。同年的四月下旬，即由該輔導組長獨力以四次的團體施測方式取得本研究之樣本數。
結果
為了解受災／非受災青少年在家庭互動結構上的差異情形，首先列出受災／非受災青少年在已／未解決夫妻衝突、父母聯盟／跨世代、父子和諧／失和、母子和諧／失和、彈性／僵化、糾結／疏離、表達／逃避家庭衝突、自主／過度保護八個分量表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並用t檢定以考驗受災／非受災青少年在這八個分量表上是否有差異。結果顯示除了在父子和諧／失和這個向度上的差異有達到顯著差異水準之外，其餘的向度皆未達到顯著差異水準﹙t=1.85，p>0.5；t=1.24，p>0.5；t=2.76，p<0.1；t=1.14，p>0.5；t=0.88，p>0.5；t=1.27，p>0.5；t=0.67，p>0.5；t=1.60，p>0.5﹚。受災／非受災青少年在父子和諧／失和的程度有顯著差異存在，且受災青少年比非受災青少年在父子﹙女﹚關係上更為和諧﹙M=3.51；M=3.26﹚，而在其他向度則無差異存在。
表一 受災／非受災青少年在家庭結構動力量表之平均數
與標準差
|
|
受災家庭 ﹙n＝85﹚ 平均數 標準差 |
非受災家庭 ﹙n＝95﹚ 平均數 標準差 |
T值 |
|
已／未解決夫妻衝突 |
3.55 0.52 |
3.41
0.56 |
1.85 |
|
父母聯盟／跨世代 |
3.26 0.37 |
3.19
0.39 |
1.24 |
|
父子和諧／失和 |
3.51 0.58 |
3.26
0.62 |
2.76** |
|
母子和諧／失和 |
3.60 0.68 |
3.49
0.68 |
1.14 |
|
彈性／僵化 |
3.15 0.43 |
3.21
0.41 |
-0.88 |
|
糾結／疏離 |
3.17 0.46 |
3.08
0.49 |
1.27 |
|
表達／逃避家庭衝突 |
3.15 0.52 |
3.11
0.42 |
0.67 |
|
自主／過度保護 |
3.19 0.35 |
3.11
0.40 |
1.60 |
註：*p<0.5 **p<0.1
***p<0.001
從表一可發現在八個分量表中，只有父子和諧/父子失和分量表上受災與非受災家庭有顯著差異。根據Fisher等人（Fishe et al.,1998）針對家庭成員對壓力源反應的研究顯示，家庭成員中僅有父親對人際方面之壓力沒有顯著的感應，反映出父親對人際較不敏感外，也可能是較不涉入家庭人際活動，換言之，其親子界線是比較疏離的。而當地震災難來臨時，災區中的父親卻不用忙著去上班，反而有更多，而且是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專心扮演父親及丈夫的角色，由此或許調近父子（女）的距離，使得受災家庭的父子（女）關係比非受災家庭要來得和諧。
討論
除了在父子和諧/父子失和分量表上受災與非受災家庭有顯著差異外，其餘七個分量表皆無顯著差異存在，之所以如此，可能與台灣家庭面對苦難時所持的家庭典範有關。Reiss和Oliveri（1980）曾論述家庭會發展出一套典範（paradigms），所謂典範指得是家庭成員對外在所生存的世界共持的建構（constructs）與假設（assumptions）。據此建構與假設，家庭成員發展出適應環境的技巧（Ransom，Fisher，&Terry，1992）。根據筆者對災區居民進行心理諮商時，發現不少當事人會以「注定劫難」、「大難不死，必有天意」、「親人還在，別無所求」等內在建構來看此次災難事件，而未動搖其原本對世界之信念及立命之地的看法，或許也因為如此，家庭成員尤其是父母這一輩，才能以順應而非怨天尤人的方式作為適應之策略，也使得原有的家庭結構得以不被扭曲，甚至更好。在Minuchin（1974）的家族理論與治療架構中，家庭結構出了問題的家庭成員總會拱出個「被指派的病人」（IP）來代表全家發病，但在921地震中，此災難的歸因是屬天災性質而非某個家庭成員的人禍，這種在家庭內無可罪責（no blame）的狀況或許也是受災家庭與非受災家庭在結構上多無顯著差異之因。
此外，從筆者本身對災區居民進行心理諮商的經驗與媒體報導中均可發現，許多受災居民會在丈夫/妻子失業時，原本無業或從事自由業的配偶會毫不猶疑地投入職場，以維持家計，此種彈性的界線反映出謀生/親職/性別角色的彈性流動與分享，對受災家庭的結構復原應是很大的助力。
當然，研究顯示的無所差異也有可能是因只有家庭中的一位成員，尤其是青少年的受試者填答本研究所使用之測量工具，其眼中的家庭是有可能含有偏見且偏離事實所致。因為從家庭運作的角度來觀看，921地震對負責家計的成年人可能心理衝擊較大，而青少年仍如往常就學，父母為了孩子的學業，也許會盡其所能不讓孩子知道太多家裏的事，導致青少年覺得家裏一切如常。根據Conger及Elder（1994）整理研究發現，當壓力事件發生時，家庭成員中以妻子較易感受及表達壓力，夫妻也會感到婚姻滿意度降低，家庭角色與責任變得較模糊不清，夫妻間與親子間較少的情感交流，整個家庭功能也會降低，而這些多以成人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若有可能使用較多的家庭成員作答或輔以質性訪問，應是將來此類研究可行之做法。此外，檢視本研究之樣本，其中有家人死亡者只佔本研究受災家庭數之百分之四弱，如果此類樣本增多，也許本研究之結果會有所不同，畢竟有家人去逝對家庭結構之影響應會比房屋倒塌要大許多。而本研究所使用之「家庭結構動力量表」，其效度應做更進一步之驗證，增進本研究之效度外更可提供未來想要研究家庭結構者使用。
對家庭結構動力量表的臨床使用性上，尤其是在針對個別家庭做家族治療時，建議是將其八個分量表的結果同時納入評估方能瞭解家庭結構之動力。譬如，一個高度糾結的家庭的長相除了在避免衝突量表上得高分外，在糾結及跨世代聯盟分量表上應也會有高分的表現。一個極端疏離的家庭除了在跨世代聯盟分量表得高分外，其餘的分量表都應會有低分的表現。
參考文獻
Cherlin, A. （1992). Marriage, divorce, and
remarri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nger, R., & Elder, G., Jr.
（1994). Families in troubled
times.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Fisher, P. A., Fagot, B. I.,
& Leve, C. S. （1998). Assessment of family stress across low-, medium-, and high-risk
samples using the family events checklist. Family Relations, 47,
215-219.
Hamsson,R. O., Berry, J. O.,
& Berry, M. E. （1999). The bereavement experience: Continuing commitment after the loss of
a loved one. In J. M. Adams & W. H. Warren （eds.). Handbook oh interpersonal
commitment and relationship stability. （pp. 281-291). New York, NY: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McCubbin, H. I., &
Patterson, J. （1983).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family stress, resources and coping. ST. Pau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ederer, H. J. （1999). Surviving the demise of a
way of life: Stress and resilience in northeastern commercial fishing families.
In McCubbin, H. I., Thompson, E. A., Thompson, A. I., & Futrell, J. A. （Eds.), The dynamics of
resilient families （pp. 203-236).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inuchin, S. （1974).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rosa, L., & Perosa, L. M. （1993). Relationships among
Minuchin’s structural family model, identity achievement, and coping styl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0（4), 479-489.
Perosa, L., & Perosa, S. （1990). The revis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Structural Family Interaction Sca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8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Boston, MA.
Ransom, D. C., Fisher, L., & Terry, H.
E. （1992). The California family
health project II: Family world view and adult health. Family Process, 31,
251-267.
Reiss, D., & Oliveri, M. E. （1980). Family paradigm and
family coping: A proposal for linking the family’s intrinsic adaptive
capacities to its responses to stress. Family Relations, 29, 425-433.
Sprenkle, D. H. （1990).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divorce therapy. In M. R. Textor（Ed.), The divorce and divorce therapy book （pp. 37-91）. Northvale, NY: Aro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