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璋（民88）認為災難在心理上對個人的衝擊，包括情緒反應相關聯的心理防衛活動，以及認知與信念方面的反應。這些心理反應反映出某種強烈的刺激硬生生的闖入了一個人的心理，攪動了內在的身心平衡，也因而蘊生了許多心理能量累積在個人之內。這些經驗的素材闖進來之後，由於太過猛烈，因此累積了許多能量，卻未能被個人「消化」，亦即個人無法將這些經驗素材整理起來，仔細檢視每一份素材，並且賦予個人的解釋（形成個人較完整的故事），而融入個人人生的生命主張（生命哲學）之中。
隨著災變後的生命安排，這些能量在與親友分享經驗時，逐漸釋放，也在釋放當中一點一滴地形成解釋、融入生命主張之中。幸運的，有些人在自然的社會環境中完成這項工作，但有更多的人只完成了一部分，還有人不但沒來得及處理，更增加了他的心理負荷。
O’Leary 與Ickovics（1995）認為個人面對災難後，可能發生四種結果，一是個人的功能持續惡化，使得個人陷於困境（succumbing），二是個人存活下來，但是他的某些功能有所缺損，三是個人回復到災難前的功能，此種回復可能快速，或是漸漸地恢復，四是個人不僅回復原先的功能，並且更成熟。O’Leary 與Ickovics認為高度壓力狀況通常被視為會帶來傷害，但有時它亦可能是成長的機會，亦即，中國人常說危機就是危險加機會。因此，危機同時伴隨著威脅（threat）與挑戰（challenge）。災難剛開始時，對個人而言，可能是威脅（或者失落），但隨著時間的演變，挑戰會應運而生。所以了解災難後的成長轉變（transformation of growth）的意義，就如同陳淑惠等人（2000）的看法—創傷（trauma）的指涉可說是一種前象徵的心理殘跡，一種尋求意義賦予的懸而未決樣態。陳氏等人的調查發現，經歷地震後，受試者與週遭的人際網絡與互動關係呈現座落於「不變」與「變好」光譜之間的趨勢，說明災難事件使個人經驗與他者經驗結合在一起，創傷事件就不只是個人的故事，也是集體的記憶，這樣的共同特性凝塑此在的存有感，進而改善人際關係，彰顯災難事件除了負向衝擊之外，也蘊涵正面的成長與發展的意義。
Tedeschi 與Calhoun（1995）認為個體能從災變中成長，最重要的要項是使危機可處理化（management），使危機可以理解化（comprehensible），及發現生活是不斷存續著意義（meaning）。遭遇到生活危機時，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覺得自己受到威脅，並會尋求方法來扭轉此種負向狀態。但是大多的災變是無法扭轉至回復原先的狀態，或是此種扭轉的效果是有限的。當個體面對此種災害時，首先他會相信回到原先的生活狀態是可能的。因此當他失去某些東西（或狀態）時，他會否認。因此他嘗試去操作何種狀態是可以達到的，是可處理的，例如，受傷的災民會尋求醫療，以獲得身心的健康；於災變中財產有所損失者，或許會以犯罪的方法來填補他的損失；因失掉他人而陷入悲傷的人，可能會尋找週遭的人，來替補那位逝者的位置。不管是何種操作，要能於失落的過程中探尋到正確的生活事項（tasks）不是一件容易、平順且快速完成的過程。它包含著一系列克服「否認」的步驟，且要能接受現況，並能發展出合理、可完成的新的取代目標。
同樣的，災害容易對個人的基本信念造成很大的衝擊。此種衝擊的影響是令個人原先應對外在世界的基模（schemata）不得不修正。原先的基模可使個人能理解、預測外在的變化，並探尋其中的意義，如此可使個人保有其價值。但是面對災害所帶來的失落，會逼使其質疑基模的合理性，可是個人為了避免自尊受損，又不得不捉緊原先可依賴的基模。此種矛盾造成個人的混沌（chaos），而亂掉了次序，失去了期待。因此外在的事件變得不可理解，真正不能理解的是原先的基模受到了如此大的挑戰而無法作用。唯有修正，才能度過危機，但是基模的修正不是件容易的事。
Tedeschi 與Calhoun（1995）認為唯有使危機可處理化及可理解化時，個體才能從此危機中探尋出意義。為了能助個體達到可處理及理解其危機，二氏建議反芻（rumionation）是一重要的歷程。反芻包括回顧災變事件的負向影響，尋找意義，以及與他人分享感受（Tait & Silver, 1989）。為了要能完成重要目標，需要解決挫折（Martin & Tesser, 1989），這些目標可視為一種特定的需求，例如房子倒了，需重建家園。當個人無法採用慣用的問題解決策略來達成此目標時，需產生反芻歷程以發展替代性的解決策略來達成目標。Lazarus與Folkman（1984）認為當一個人無法決定自己行動時，更需進行反芻。
每個人在生活中欲完成的目標有其階層性，當某些目標無法達成時，個體需深思是否仍要堅持。反芻可幫助一個人放棄那些不可能完成的目標，以及選擇另一目標來取代原先的目標，如此個人的處理能力以及理解能力，便能在反芻的功效中不斷地增加。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當一個突如其來而具有毀滅性的災難來臨時，大多數人的反應是一種恐懼，如同陳淑惠等人（2000）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試者回溯地震當時的感受與經驗，以「心跳加速」、「發抖」、「感到昏眩、站不穩、像要快昏倒的感覺」、「覺得週遭的人、事、物好像不是真的」、「呼吸急促」、「感到害怕，好像快要死去的樣子」，與「打冷顫」為較高報告頻率。這些反應意味著大家所擔心害怕的是一場惡夢，是一種失去真實感與瀕臨死亡的感受。換句話說，害怕一個不能掌控的未來。面對此種不能掌控的狀況，如果不能淬煉自己，不斷地去幫助自己成長，那就會讓自己深陷泥沼，處在無知的束縛當中。
吳英璋（民88）認為震災之下，瞬間接受了大量的慘烈刺激，引發的是許許多多尚未經個人完全處理的經驗素材，而這些經驗素材，一方面被自我防衛的心理機制壓抑著，一方面卻又因為能量累積所形成的「難受」期盼著適當的流露。這兩股力量造成自我的矛盾，因此有些許的陌生或不能信賴的感覺，將強化自我防衛的力量，使其不能真實的表述經驗，甚至因自我防衛而作了扭曲的理智化的陳述，反而造成更大的自我經驗整合的困難。
自我防衛機制的作用，是在減低或消除個人心理上的「難受」，採取的方式除了「昇華」之外，多為不正面面對該項刺激（心理經驗）的方式。因此，這項偏屬潛意識或前意識的心理活動（自我防衛），會令個人不容易真實的提取到自己的經驗素材。若無法真實的提取這些經驗素材，這股累積的心理能量即無法有效的釋出。
任何一個生活事件都被個人主動且主觀的整理成很個別化的經驗。影響這項經驗的內涵的因素包括來自「超我（superego）」的「良心（consciousness）」與「理想（ideal）」，來自「本我（id）」的立即滿足的需求，以及來自外在環境的要求。「自我（ego）」所整合完成的「經驗」若能恰當的協調這三方面的要求，則「自我」即能統合出較足夠的心理能量，繼續有彈性且有效的面對下一個生活事件，否則即必須分出相當的心理能量繼續壓制或妥協這三方面的要求，而減少了「自我」面對下一個生活事件的能量，亦即減少了其彈性與有效性。震災的強大刺激所引發的心理能量需要「自我」去引發並將之釋放至較低且恰當的能量水準，若無法較完整的完成這項工作，則震災所引起心理能量就需要另一份「自我」能夠用來繼續有效面對生活事件的能量。前一項生活事件留存下來的經驗，必然影響下一個生活事件的經驗的「製作」，前一項經驗如果沒有心理能量的「固著」，可以有較充份的能量處理下一個生活經驗的製作，而如果前一項經驗有「固著」現象，在面對較強烈的下一生活事件（如震災），即會有無法面對（處理），甚至連先前的固著一起潰堤的情況出現。
因此，一項重大災難的衝擊，必會帶給個人自我的影響，個人原先的自我能力（self-capacities）如何保有並擴展，個人如何藉著此次的災難經驗重新建構對自己、世界的信念，並追尋新的意義與角色，而可安定、自在。這些建設性的思考（constructive thinking）從何而來，哪些因素可促成此種思考，哪些因素又會阻礙此種思考。換句話說，從災難事件中發現新的意義端賴個人如何體驗災難，這種體驗又受整個人的生歷程的影響。因此，個人面對災難所帶來的毀滅/復原與威脅/挑戰的折衝之間，如何將此災難經驗「消化」，並與過去的經驗融合，整理出新的意義，便影響其災難成長轉變。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索個人如何體驗災難帶來的限制與機會？個人如何面對這些限制，如何突破，而發現自己過得比災難前更好？如此地了解，或可提供給其他人面對災難時，一條有效的應變之途。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索地震之後，個人如何體驗災難帶來的限制和機會，以及個人如何面對和突破這些限制的心理歷程，由於關切的議題是一個歷程性的探討，因此採用質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進行多次的觀察追蹤訪談，從地震後三個月開始，每隔兩週進行一次。
研究者以幾個開放式問題（附表一）開始進行深度訪談以蒐集資料，讓受訪者從現象場主觀的經驗出發，有較大的空間及彈性回答問題，是一種互為主體的研究方式。在本研究中，訪談員請受訪者述說地震當時個人的處境作為訪談引言，引發受訪者個人在災變歷程中有關的體驗與想法。整個訪談過程盡量遵循受訪者之步調及思考方向，不限定受訪者回答的內容，以發問、澄清、同理及摘要等方式引導受訪者開放與研究問題相關的經驗。
一、研究對象
受訪對象所就讀的高中位於九二一地震災區，該校在地震發生後快速投入協助救災的工作，表現出色，頗獲各界肯定；受訪者皆為高三學生，也皆是班上同學選出的學校社團重要幹部，在地震之後三個月，受訪對象的社團剛舉辦完一場成功的活動，基於研究者研究理論考量，邀請受訪者作為本質性研究的理論樣本。而質性研究重視口語表達的能力，受訪對象皆為高三學生，也有豐富的社團活動經驗，應有足夠的口語表達能力。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
編號 |
性別 |
年齡 |
學籍 |
地震當天居住狀況 |
地震後家庭受災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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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 |
女 |
17歲 |
商科高三 |
住家裡 |
補強後已經可居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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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2 |
男 |
17歲 |
普通科高三 |
住家裡 |
1.住屋全倒 2.仍有其他房屋全倒或受損；補強後已經可居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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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3 |
女 |
18歲 |
商科高三 |
住校舍 |
沒有影響 |
（二）、受訪者來源
皆為埔里高中某社團幹部，由於研究者曾協助該校籌辦一與心靈重建有關的活動，該社團為主要承辦單位，因而有機會接觸並邀請受訪者參與此研究；受訪者皆為自願參加。
（三）受訪者的居住地
1.
SA1：南投縣埔里鎮
2.
SA2：南投縣埔里鎮
3.
SA3：台中縣沙鹿鎮
（四）訪談員的角色和訓練
質性研究中訪談員本身即是資料蒐集的工具，因此研究者在訪談正式進行前，就先授予訪談員相關的知識理論課程，並瞭解和修正訪談員的訪談技術；包括對研究議題的掌握程度以及訪員本身主觀涉入度及訪談技巧。訪談員目前從事專業心理諮商工作；大學、研究所皆心理系所畢業，修過研究方法和質性研究方法的課程，共修習諮商與心理治療等相關課程三十個學分以上，曾在台大醫院精神科實習以及大專院校輔導中心超過180小時的實習經驗，曾有過實際進行『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的研究經驗，應可勝任訪談員的工作。
訪談員先透過學校輔導室跟受訪者約訂時間，並在約定訪談時向受訪者說明簡單的研究目的，並說明可能需要進行的時間和保密的原則，並徵求訪談時同步錄音的同意。
二、訪談過程
（一）訪談前的準備
在進行正式訪談前，研究者除了對訪談員施行研究理論和訪談技巧的訓練之外，也事先和埔里高中的輔導室作過說明和協調，目的在說明研究的動機和請求行政上面的協助，並密切保持聯繫，以瞭解訪談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事先預防。
（二）訪談過程
在進行訪談前，訪談員除了將錄音工具準備妥當，以及與訪談者確定進行訪談的時間、地點無誤外，在心情上的準備亦是很重要的，提早到達受訪地點，以從容不迫的最佳狀態來和受訪者訪談，避免太匆忙或心情未準備及進行訪談而影響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三）訪談地點
訪談地點皆在埔里高中輔導室的諮商教室，房間牆上仍有補強的痕跡，是為安靜、密閉式的空間，過程皆無第三者在場。
（四）進入現場
之後，進行正式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1.5小時至2小時。首先，向受訪者說明訪談進行方式，並澄清受訪者的疑問﹔隨即進行訪談，在訪談互動過程中，與受訪者建立良好的關係，使受訪者信任訪談員，而願意分享心理歷程。在過程中，使用發問、同理、澄清、摘要等技術，避免做解釋或評價。同時，做到積極傾聽及蒐集受訪者口語及非口語訊息。訪談結束後，肯定受訪者訪談內容對此研究的重要性，並約定下次訪談的時間以及再次表達感謝。
（五）訪談結束
訪談結束後，記錄田野筆記，將整個訪談過程記錄下來，內容包括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訪談過程中所觀察到受訪者口語與非口語的行為，及與受訪者訪談後，訪談員個人主觀的感受與想法等。根據這些筆記作為輔助分析資料之用。
並在每次的訪談之後，與訪談員就受訪者的逐字稿作討論，發現尚未澄清的部份，則作為下一次訪談的重點，一直到完全清楚為止。
三、資料分析
研究者本身是資料分析者，先將錄音帶謄成訪談稿，在閱讀逐字稿的過程中，以文獻分析所得的理論架構找出相關的對話，並將這些對話進行摘要、整理的工作，以掌握當事人的觀點。透過不斷比較、從中找出主題、賦予主題標題以呈現所涵蓋的特質。
結果
一、一場劫後餘生的電影回顧—不能置信家鄉會發生地震
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於集集發生大地震，南投與台中兩縣深受重創。這一場地震發生的當時，因為大家都沒經歷過，所以認為「一下子就過了，只是很平常這樣子」（A1），「那天睡覺就像平常睡覺，然後就有地震嘛，因為平常沒有什麼大地震，所以覺得不會怎樣，就繼續睡。」（A2）。但是搖晃得愈來愈厲害，大家愈感不對勁，因為「那種晃動的力氣實在超乎自己的想像」（A1），所以害怕、恐懼油然而生，有的人開始跑，有的人不知如何反應，但是這些反應仍教災區的居民不能置信，為什麼這個家鄉會發生災變，如同A2所述：「看到很多住戶都在跑了。然後我們的門卡住，因為它已經都完全變形了，所以我們就把它撬開，然後我們就跑下去，跑下去後大家就先在對面，就站在房子對面，然後房子對面有一排房子，我們有先跑到那邊，後來又搖一次….六點半了！我們就整個往旁邊退。然後六點多的時候它就倒了！所以我們在退的時候整個都是煙，因為那個倒掉的時候就整個都是泥沙，然後我們就退到旁邊去，退到旁邊去的時候，我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子？因為我們想說埔里應該是個山明水秀，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的天災發生的地方，我們沒有想到會這個樣子。」接著餘震不斷，房子倒了，連分隔島也凹下去，場面很亂很亂，如同一場戰爭的畫面，A2說：「你就看到很多人跑了跌倒啊！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子啊！」，「其實你站在哪裡是看不到前方的，就一片霧濛濛的，你會隱約聽到很多房子在倒的聲音」。這種場景是緊張的，「你可以看到一種景象就是大家都是衣衫不整，可能有的人穿著睡衣，還是內褲啊就跑出來」（A1），「其實那時候都很暗，連交通號誌都沒有，路燈都沒有，就是很暗，然後大家就想說再這樣下去會不會發生什麼事啊，大家都很緊張」（A1）。整個空氣是凝結的，氣氛是令人害怕的，如同「電影裡面才可以看到」（A2），會認為「這種事情好像不是真的，好像你自己在看電影一樣，就是在那種戰爭片，你不會覺得那是真的」（A1）。
鎮上的情形又是如何呢?透過A1的眼睛，讓我們了解，看到這些場景是多麼令人鼻酸、心疼。
「那時候，其實天剛亮沒多久，又下雨，所以那時候很多人都只能集合在那比較空曠的十字路口，對，然後我們一路上回來有經過南光國小，對，然後一些鄉下地方啦，其實那時候已經可以看到很多房子都已經倒了，對，只是說路面已經不平了啦，而且我們也不敢在路上走，因為有的電線杆什麼的都已經歪七扭八的，對，然後那時候街上每個人都已經出來了，就是能出來的已經都已經出來了這樣子，那那時候已經陸陸續續可以看到那個消防車啊、救護車啊出來救人這樣子，對。
「那那時候你在路上看到的情形是你很有可能就是經過一排的房子，人很多，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嗯….例如說一棟房子前面就可能躺著兩具屍體在那邊，就在路邊那裡，啊只是很簡陋的用白布蓋著，那讓人就很鼻酸的就是….是他們的父母死掉，然後小孩子在旁邊燒冥紙，對，那其實那時候已經展開了救災的行動，大門彎了就趕快去挖。」
「第二天的時候我找他啊，然後我就問他說要不要回學校這邊來看一看這樣子，那那時候騎車出來的時候這條路是塞車的，因為那時候運送傷患什麼的很多，那直昇機又是在我們學校降落，對，所以很多那種傷患什麼都要運到這個方向，像埔基這邊，然後我們回來時候這邊人很多，那我們就試問一下說有沒有麼需要幫忙的，那這邊其實那時候已經有很多那種世界展望會啊，然後那些就是外面來的朋友在這邊幫忙，那那時候其實已經開始很多那種賑災物品送進來了，已經有很多，那我們就是那時候就是留下來這邊幫忙，那那時候其實你很心酸的就是可以看到說很多賑災物品裡面你可以看到屍袋，對，那因為來這邊領東西的都是地方上面的….例如說里長，對帶人過來領這樣子，那那時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你也不知道怎麼樣去表達那種情緒，因為我們不可以讓外面的人進來拿東西，都是由我們拿給他，那你可以感受到說….其實他們就跟你說我要幾個屍袋這樣子，對，那那種感覺就很不好….就會很難過這樣子。 」
「然後大概經過兩個禮拜吧….兩三個禮拜，那時候埔里街上已經開始在整理，那我們這邊的通訊就是到一個禮拜後就完全正常了，那時候埔里已經開始在打房子啊什麼的，我印象比較深刻就是我們那時候家在包公廟那邊，它對面有一棟房子，其實在那段期間你可以看見很多房子就是一二樓都不見了，就整個都塌下來，甚至說那個有一個電視台它是….對….它裡面都是沙拉油桶…。」
這兩位受訪者如此歷歷在目地描述，地震的場景再度地明顯浮現，令人不禁想探索為何他們倆人的記憶如此深刻？此種深刻的記憶代表著何種心理意義？
Young（1995）認為受害者創傷記憶背後所潛藏的個人遭受災難、暴力、認同失落、人我邊界消失或驚嚇恐懼的動力意涵，是一種個人、認知、社會與現象域所交織的眾生疊韻的聲音、影像、記憶與檔案的聚合場，它需等待更厚實細膩的解析詮釋（摘自林耀盛，2000）。如同Freud所言，面對創傷事件時，個人的心理機制總會尋求方法來「消弱對此事件的敘述」（weaken the version），目的不外乎是希望完全抵銷掉創傷所帶來的無助（摘自Pynoos, Steinberg, & Aronson , 1997）。受災的人可能會說，但往往會發現語言總是不夠說，或是以沉默作為對話的回應方式。因此，受災的個體存在著「說」與「不說」的矛盾，就臨床經驗分析，只有在「充分的說」，並整理出「完整的自我故事」，才可能真正徹底的解決個人的災難經驗。多數學者認為大多數的人面對極為困境的事件時，總會嚐試著編織事件的價值，使他們覺得是有意義的（Harvey et al ., 1990；Thompson & Janigian, 1988）。為了能幫助個人解決其災難的反應，專業人員首先要能傾聽受災個體對災難的種種陳述，不管這些陳述是如何的可怖，因為他在災變時所發生的故事正是其可從此次災變中發現意義的主要來源。災民們通常認為別人無法堅持到聽完他們述說所有的故事，且無法忍受他們一再地重述，但是這些故事的陳述是可當為發展新觀點的基礎。所以這些災民只有保持沉默及孤單，但內心卻傾盼一位好聽眾（Auerhahn et al., 1993）。其實願意重新再去體驗災變中的感受，代表著該個體願意面對災變所帶來的沮喪情緒，如此地面對正是接受（accept），而不是否認，此種藉著自我故事的陳述之療傷力量會使個人的恐懼不斷地退去（Tedeschi & Calhoun, 1995）。
Pynoos等人（1997）認為透過「介入幻想」（intervention fatasies）讓記憶網絡再度與創傷經驗的結合，是能協助個人去抵抗、力辯創傷性的無助、傷害及失落。
相對於A1及A2，A3對地震的回憶就不如此地活躍與鮮明，A3的描述如下：
「很害怕啊，因為搖得太大力了，我們睡在上舖，這樣把我們搖醒的，然後就覺得，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只知道搖得好大力，醒來以後還被摔，就這樣摔倒，從左邊摔到右邊這樣子，我們才知道地震，可是還沒辦法醒悟過來，這是地震嗎？從來沒有碰過著麼大的，大家都醒來，跑下床，燈本來開開的都熄掉了，發現走道走廊，很多人都在外面了」
「我覺得不會很害怕，只是不會覺得說這是地震，因為還沒遇過，大家抱成一堆在那邊哭，還點蠟燭。」
「是我們在寢室裡面的時候，就有人在外面哭了，所有東西都翻下來的，在走廊樓長就叫室長把同學都叫出來，然後學妹在哭，我還是沒有感覺到那種恐懼，我比較沒關係吧。」
「我其實覺得，可能是我對生命的感覺就是註定了吧，我覺得大家都還在這裡，要死也是全部一起。」
「沒辦法接受啊，因為不過地震而已怎麼會變這樣，然後就….後來就聽到什麼街上好像荒城啊，像死城一樣，人家都說去繞一圈很像死城一樣，很多房子都塌掉，東斜西斜的啊，然後自己後來有去看過，不過那時候已經打掉滿多的了，有時候斜了整個屋子這樣，中間變一條，這樣很可怕，好像隨時會倒下來一樣。」
A3的感覺飄浮不定，一會兒說害怕，一會兒又說不害怕，內心存著矛盾，是不能接受此種狀態。但是他是無奈的，面對此種狀況就如同大家一樣感到無助，於訪問過程時，曾表達「其實隔那麼久，感覺比較淡了」。因此他把這一切歸諸於命運，除了表示不相信會發生這種事以外，他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回憶是「表淺」的，雖然是真實的。
這三位受訪者因著回憶的深淺，又會對其個人的經驗及自我產生何種變化呢？
二、看盡人世間的冷暖—矛盾的整合
A1第二天就開始投入救災的工作，他擔任義工，協助幫助調直昇機，幫忙發賑災品，陪伴受傷的災民。他認為是埔里人就應該自己站出來幫自己，因此他看到的溫暖畫面是：
「對，那….那時候其實有一個人他是住那一棟樓的，一個老阿伯這樣子，那他房子也沒了什麼都沒了，那時候其實很多人都集中在南光國小，他自己還義務去幫忙煮飯這樣子，就是幫那些鎮民準備早、三餐這樣子」
「我們是聽埔基副院長講說有一個鎮民就是在921的時候受傷，然後住院，那他自己覺得自己可能已經不行了這樣子，那他就跟看護的護士小姐說，他希望能用他剩餘的一點點時間再回到埔里街上去看，再去看一下，聽到的時候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很難過，好像可以看到一些就說即使是在這樣的情形還是對這個故鄉有很深厚的感情。」
「今天看到的我覺得埔里鎮上的鎮民都是滿懷希望，他們都會想要說再從頭開始，對，因為這種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你可能也很不願去遇到，甚至說很多….那時候我們災民也是跟鎮民聊天，那很多阿公阿伯他們就想說….還好是在埔里，那既然就來了我們就要去接受，如果說它今天好….它是發生在台北、是在高雄，那可能傷亡就更多。」
A2雖然躲在家裡的另一棟小木屋避難，但是他也捕捉到災區的溫暖畫面，這些有如：
「而且我覺得那天我們從大樓出來，我覺得外國人真的很不錯，因為我們那棟大樓住了蠻多外國人，我們那天下來的時候，他們問我們有沒有需要幫忙，就一個一個問。然後我就覺得….被他們問到就覺得心裡那種感動，因為那時候剛出來心理有點慌，然後突然一個人問你，就會覺得很感動，而且他們畢竟是外國人，他自己可能也很害怕，可是他們就這樣關心你，就覺得心理蠻暖和的」
「會覺得自己其實很幸福，因為雖然在災區，可是學校居然好好的，會覺得蠻幸福的。」
「可是也有看到很多好的啊，大家互相幫助啊！到我家吃飯啊！大家一起住，以前可能從來不會這樣。」
A3看到的只有憤怒與不平，他氣連戰的飛機為何不讓病人上去，而一直停在操場，他氣小巴士漫天漲價。他不相信人的好意，他認為「每個好的人其實內心也有不好的地方在，沒有十全十美的啊」，因此，自私、欺騙、不公平深深烙印在其心底。
「在…在家裡的話，就常看到電視的報導，災區怎樣怎樣怎樣的，就趕快送什麼東西，覺得台灣人很熱情，可是熱情又過了頭，因為震災後沒多久，一陣子以後，東西還是很多，開始….有些人開始浪費，用礦泉水洗腳、洗澡，幹嘛的，然後食物也是，很多很多到吃不完，其實多到吃不完，像我們的衣服也是疊一堆，我們那時候，就是….活動中心，積滿了所有的東西，衣服啊、食物，大家有都把他拿來吃啊，還有，滿不公平的是，不是說好要鎮長來領的」
「可是有些負責發放物質的人都會濫用這些子民的捐濟，都說…. 啊，我要奶粉多少，我要什麼什麼什麼啊，可能我們不知道，或許他真的有用吧或許他是要拿去發，可是我們不知道，我們所看到的就是某些發放物質的人，自己就載東西，載了那麼多次還是在載，然後為什麼別人不能進去拿？他們可以？」
「受訪者:比方說那時學校裡的社團呢，什麼….才一點多發生地震就全部集合好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櫃子，拿出他們的紅色外套制服，然後全部都到學校集合，騙誰啊！那時候根本沒電話耶，還可以全部集合，還說大家都集合好了，趕快幫忙啊什麼的，不慌不忙的，馬上想到怎麼救人啊什麼的，騙誰啊！那都嘛全部都上級跟他們講的，學校有人這樣子….要他們這樣子做啊，
訪問者:所以根本不是像他講的那樣自動自發，自動就來救人。
受訪者:對！怎麼可能嘛！我們怎麼都沒看到！他本來這樣說，現在覺得….唉….有位，可以說他就把自己說得很好啊，把學校說得很好啊，也是有好啦，只是，好的層面不可能那麼深層，不可能！怎麼可能才地震大家就已經趕來，不一定你家都已經怎樣了，你還趕來。 」
災區的自私現象不單單只是A3的感受，A1也有，但是他認為「那段日子其實所有的鎮民都跟我有一樣的心情，都很混亂，他們說不定現在有都還在適應」，「其實你與其去看人家很自私的一面，你倒不如去看正面的」，「我比較相信人性本善，因為我會覺得今天在這個時候大家會想說去多拿一些賑災物品回來，是幫家人，對，可是或許人往往都沒有想到說有別人比我們需要，對，可是我覺得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好的。」因此面對這些自私的場面，他會勸解別人不要如此，或是原諒他人的惡意。
「因為那時候像我們家沒有怎麼樣，那時候就有親戚跟我講說，因為在這邊當義工其實你要拿什麼都很方便，那其實我們不會去做那種事情，他就跟我講說….阿你既然在學校那麼多賑災物品，其實家裡沒有油什麼的，可是我會很無奈我只能跟他們說，你有沒有想過可能住在更偏遠的地方更需要，而且因為那時候很多里長什麼東西他們載回去了，他們不會發給他們那一里的里民，他們會自己….」
「他們就會對著那個人講說：「你煮這是什麼東西？要拿去餵豬嗎？」那….我當時也在那邊，我就覺得今天，人家房子也倒了，他沒義務來做這些事，那可能是本來是生活在安逸的生活的人，一時之間可能….我在想他搞不好那時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A2雖不似A1如此般地積極，但是他能同理這些自私、無奈的人情世故背後的含意。
「受訪者：我們家那時候沒有領救濟物質，因為我們看到很多人住帳棚呀，他們才是真的需要，像我們住的地方，喝水呀什麼的都沒有問題，所以我們就是沒有去領那種配給的東西，可是我覺得有一些人很….因為房子明明都沒事，就領一大堆放家裡囤積，像現在地震後，他們家就一堆，都是那時候領的。
訪問者：你看到會覺得……？
受訪者：我會覺得怪怪的呀！幹嘛呀！讓人家好一點呀！你又沒有怎麼樣，你領自己夠的就好了呀！而且我覺得一開始太亂了！因為就會怕你東西不夠呀，就會一直發給你….就很緊張呀。」
「因為我覺得……看到大家都變成….因為像現在很多人都還在處理房貸的事情，他通過的案子很少，所以大家都還在等。那在等的過程中就會覺得很無奈，而且如果沒有地震你應該是過正常的生活，也不用等待，也不用重建自己的家園，都不需要。」
同樣的面對人間冷暖遭遇，為何有如此大的反應差異？其差別在於個人是否接受矛盾為真實的一部份，當個人面臨不同系統、觀點、事件的矛盾衝突，無法透過摒棄其一來解決對立、亦不能採取防衛性否認或壓抑時，進而可能接受其存在，並嘗試組織這種對立、矛盾的現象。為了能組織起這些矛盾的訊息，個人必須藉由站在他人角度裡來思考，而後回過頭來重新改變自己的觀點，並發展出新的看法。因此，透過體驗後產生的知識可協助個人重新詮釋災難，藉由接受，超越限制，並幫助自己決定何者可做而產生改變，何者不可為但需接納。但是透過自己原先的世界觀來看待此次的災難時，往往無法看出新的意義，他無法突破瓶頸，而陷在無助的狀況，所以看到的是不如意、不滿意、負向的世界。面對這些會使自己難過的狀況，因不能接受，也得不到寧靜。
A1說道：『我們還是會走出來，我們並不是說一定要活在那很黑暗的世界裡面，一定都要活在地震的陰霾裡面，我覺得不是這樣，對。』，他是樂觀的，他懷有希望，他接著說：『我們活下來還會想要去做很多我們想要去做的事情，跟外面的人都是一樣的。』，他對自己的助人行為是盡己之力，而非烘托自己的身分，更非彌補內心的心態。
「那其實我們做的事情都是很細微的，例如只是幫忙搬東西這樣子而已，我們也不能說幫到什麼很大的忙，那時候其實我覺得很多人的心態都跟我們一樣，都是想說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覺得並不是像外面講的說，阿….我們就是很可憐呀，就是要你進來救助我們的，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因此，助人的意義不在事件的大小，而在於互動的過程裡，真情的流露，此種流露最易由人的眼睛來發出這樣的光芒。如同A1所述：『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去病房幫忙，那當你看到說一個病奄奄的人，你可能沒辦法給他身體上什麼幫助，像護士他可以幫你打針什麼的，我們沒有辦法，那我們可能只能跟他講講話什麼的，本來從一個很哀怨的眼神，然後可是你跟他談過話後，你看到的是那種很開心的樣子，其實你會很有成就感。』『訪員：就是你說的那種眼神喔？』『A1：對呀對呀，我覺得那種感覺就是很溫暖，很溫馨，你就會覺得說好像你只是給他一些釋懷它的東西，他可能就能活一輩子那種感覺，他可能就是少了你那句話，對，可能你今天跟他說：呀，不會啦！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來勉勵他的話。』此種真情，讓A1惜福，他說：『對對對，我覺得大家都能夠平安就已經很幸運的了，你不會再去要求說以後要去賺多少錢，那時候地震之前會想，會想說以後我要賺很多很多錢，然後去哪裡怎樣怎樣….，可是你現在就不會這樣覺得，你會想說搞不好我出去會發生什麼事情，那平安是最重要的，對，所以我會把現在很多很多的理想放在平安上面為基準這樣子。』
有了這些覺知，他開始願意從現在去看比較美好的事物，他不再偏激，他不會刻意去相信誰，不會很依賴家人，他相信自己。因此家人因為怕災情嚴重可能會影響到他時，反對他去當義工，他告訴家人：『今天我覺得我去做的事情是對的，我就應該得到你們的支持，可是你們卻沒有，如果今天我是說去做壞事，你們不贊同什麼的那沒有話說，但既然今天我做的事情是對的我就希望你們能支持我，那他們可能後來就自己想通了吧！』此句話如此地堅持，如此地無悔，這是一種自我肯定。所以對A1而言，助人的工作是喜悅的，結識到好多朋友，且有共患難的感覺，至今仍與這群朋友繼續來往。這些肯定讓A1堅決排斥別人把他當成難民，那是恥辱，那是標籤，且是污名的烙印。
「我覺得….例如說今天我很快樂的話，我很希望我明天還是可以這樣，我並….誰都不希望再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我就覺得就像我剛剛講的我會很珍惜很珍惜，每一次遇到朋友或者是說每一次美好的事物，那例如說我今天跟誰吵架，那可能就以前會氣很久的人，今天可能就會想算了啦，搞不好我明天又怎麼樣，那我覺得那不是消極，我覺得那反而是積極的，對，只是說有時候你回過頭來想一想你會覺得，像我們昨天去技實博覽會，我就聽到一句話讓我很不舒服，就是那時候我們在看學校簡介，那有一所台中的學校的學生就跟我們講說，你們是哪一個學校，那我們就說我們是從埔里來的，他就說….喔，你們就是那個災區來的災民，他這樣跟我們講，那我們很不希望被人家看待說我們是災民或什麼的，我覺得大家都是一樣的，對，那時候給我的感覺就不是很好，因為畢竟地震到現在也發生了那麼久了，那我覺得能夠走出來的人其實都已經走出來了，對，那我覺得還是要希望那個還沒走出來的人能夠繼續努力，對呀。」
所以他不要別人的可憐與施捨：
「我覺得災民這兩個字聽起來好像是那種很可憐，然後要別人來施捨給你什麼關懷的感覺』，因此尊嚴、平等對他而言是何其的重要，『那我覺得鎮民其實他們比較在意的並不是說他們今天可以領到政府多少錢，他們想要的只是那種很真實的那種關心』，『因為我覺得現在今天鎮民想要看到的是像他們（慈濟）這種精神，而不是說你捐了多少又多少的錢，對，我覺得那是不一樣的。』
A2雖然對災後的種種仍存有無奈的情形，他『會覺得什麼事都是一瞬間就都沒有了，就會覺得很空虛，後來開始過正常生活，開始慢慢就會恢復，因為這畢竟是天災，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去抵擋他。所以也只能順其自然，做好自己就好了。』，『雖然它讓我覺得好像讓我變的比較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覺得還….蠻有鞭策自己的動力，可是大部分來說….我還是希望不要發生』
生活也慢慢恢復正常，他發現自己的成績退步了，這是警訊，他發現他受到災難的影響，他開始省思。
「對，像我以前就沒有想過說….我以前想過會地震，可是我沒想到大地震會發生在這裡，我每次都跟我媽說沒關係啦！反正我們住在埔里，這裡蠻安全的，也從來沒聽說這裡有什麼大地震什麼的，所以是那種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就會覺得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所以不能把他看成說不可能不可能，其實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會改變自己的態度，就會覺得自己應該要努力就可能會有結果，有可能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外在事物呀！你本來可以跟他們一樣，然後因為這樣沒有辦法跟他們一樣就會覺得這樣不行，也會想說要怎樣改變才可以跟上他們的腳步」
最有趣的例子是，尚未復學的期間，A2人在台中姊姊家，他看到未受災難影響的居民生活，他並未感到卑羞或難過，反而是一種自覺，覺察自己應有所突破。
「可是像我那時候在台中，我坐公車嘛！我就會看到很多高中生國中生背著書包要去上課，我就會有一種想去上課的感覺，可是不是因為要聯考。就會覺得說大家都快快樂樂的要去上課，為什麼我現在還坐在公車上要去閒晃，就會覺得明明大家都一樣，可是怎麼我還在混，就會有那種感覺，不是為了聯考。」
「因為我就慢慢恢復正常，而且像我哥和我姐，他們在外面會把很多訊息帶回來，然後我去我姐台中那邊就有感受到，外面的人還是一樣，舞照跳呀！然後電視照看呀，照喝茶。我就覺得….外面的生活還是很正常，所以回去也不能不過正常的生活，一來台中就會覺得和埔里感覺不一樣。雖然說蠻近的，可是那種人的感覺就完全不一樣。像我姊姊住在逢甲那邊，就會發現很熱鬧呀！而且比平常還要熱鬧，因為放假。那就會覺得….大家生活都還是這樣正常。所以我覺得還是有那種外界的刺激。像我們很多同學就去高雄呀，去台南呀！所以他們也就有看到外界都是正常的，所以回來以後他們也盡量讓自己正常生活。」
反觀A3，負氣、嘲諷、抽離情緒、宿命….等等感受盤據內心，他體會不出真情，理解不出意義。
「不過就是死了以後….就是….我對生命比較沒有那麼重視！我自己覺得….早有定數吧！」
「我覺得其實有個地震也是不錯，因為我覺得你的人口太多了，可能就是有太多不好的事情，所以必須毀滅一些吧！人為什麼要一直活下去活下去呢？太多了，少掉一些，我覺得沒關係。」
「對，給我更多的事情做而已，更充實啊，例如我們辦的歡迎會啊，什麼的，喔，還有讓我們災區更容易考上。」
「我覺得….以前所珍惜的現在不會特別珍惜。」
面對不肯接受災難的狀況，他採去的方式是忙、忙、忙，忙到讓自己的感覺淡掉。
「對對，根本不會去想到有什麼悲傷，我忙到都沒有時間了，根本不會去想到有什麼悲傷的事情，就是一直忙一直忙，忙到跨完年，才稍稍有鬆懈一點點，可是還是要趕….要讀推甄的事情，推甄….幾月考啊？放寒假前的時候。」
他不斷認為自己很堅強、獨立，他在乎別人不上進，思想不純熟，地震之後，他與男友分手。
「對，然後他思想不夠純熟，覺得那也是個好機會….因為我一開始、我一直沒有主動提出分手，因為他是….他對我很好，一開始他對我很好，好到那種無法比較的那種狀態，可是久了好像都會習慣，我也習慣了他對我的好，所以他也覺得習慣了我已經跟他在一起，他就覺得沒必要那麼付出，而且他的時間比較多，他也不喜歡讀書，我的成績也滿爛的，然後就是因為他沒有想法，我覺得….因為我害怕跟一個男朋友在一起，然後就是一輩子的事情，我得他無法做到最好，他做不到啊，要他讀書他不讀書啊，那他也沒有其他比人加強啊，我覺得跟他在一起就是浪費了，就….」
三、意義的再生
Tedeshi與Calhoun（1995）認為一旦讓災難或危機可理解之後，個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未來會有何成長，以及如何設定生活目標並完成等課題，均會產生實質的變化。這些變化如果促成認知處理具備有利的改變，將產生新的意義。因此個人透過主動性地突破，正向的評價，以及減少情緒的困擾，不斷地產生新的意義。
個人成長發生時，必然對災難有正向的評價、看法，同時對自己亦有正向的改變，這些均能有效地處理災難所帶來的困境。因此，當個人能以好的角度對待自己，對待他人，並能避免自己再受到傷害，就會開始成長。所以成長築基於對自己、他人、世界的信任，在安全、信任、控制、自尊及親密的需求能得到滿足。
依此觀點來看，這三位受訪者是否成長了嗎？A1覺得「地震對我來說不是負向影響，反而是正向影響，可能就反而教我很多東西，而且在地震那段時間的時候你認識了很多人」他懂得感恩，因為「若說今天你能多活一秒鐘一分鐘你也要覺得很慶幸，你要更加珍惜才對，不是說現在不做的事情等一下再做，我覺得等一下的話可能就要等很久，對，我會這樣覺得，所以像我能去做什麼就盡量去做，盡量就不要留下遺憾。」
這些正向的影響及感恩是「地震」教會他好多東西，他在學習，他學會的是付出、珍惜人生，是積極，所以「地震」是本人生的教科書，對他而言，雖然遺憾有那麼多人傷亡，但是一難得的經驗。
「我覺得成果好壞都不是最重要的，我覺得重要的是過程，那我覺得辦晚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像我們畢聯會所有的成員，我們都是在完全沒有經驗的情況之下去做這次的活動，那我現在想起來我最懷念的並不是那天晚會的情況，我最懷念的是我們一起工作的過程，那時候你會辛苦很努力，那可能有時候你做了很多付出的時候可能到最後是失敗的什麼的，那你又要重頭再來，我覺得那是讓我沒辦法忘記的，對，所以我對未來也是這樣子，我會覺得我今天努力了，然後我想得到的是一個過程。」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變很多，例如說以前你可能會想說吵架什麼的，跟同學跟家人如果有起衝突，以前妳就會放在心裡面很久，可能就不會想去跟他講話什麼的，可是你現在就不一樣，你可能就想說事情過了就算了，就是你就會覺得人生很無常，你會更加去珍惜，對，所以除了這個之後我覺得，第二個我會覺得說我這樣活下來我也不知道我還能活多久，所以我現在有想到要去做的事情而且是有意義的，我就趕快去做，不會再像以前那樣，阿….這樣做好嗎？就是會猶豫很久，那現在可能就會變得較積極然後比較果斷這樣子，那再來就是我會覺得我會很清楚知道說我現在想要的是什麼，可能以前你會覺得阿沒關係啦今天不去做明天妳還是可以做嘛！可是你可能現在你就會想說，今天沒有去做的話明天還有機會去做嗎？就會比較會去思考，對，你會想的會比較周密一點，那以前就可能隨隨便便啦怎樣都可以，而且像這次辦晚會，跟△△一起辦晚會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多很多那種態度那種在處理事情上面的態度都是從地震那時候學來的。」
他不排斥此次的經驗，且認為記者所拍下來的畫面能每年都拿出來放，當為一個警惕。
這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抒發。
「因為這是一百年才發生一下嘛，那我相信當然大家都很不希望還有這種事情，那我希望就是說每年都可以給人家一種警惕，就是你在平常就應該準備什麼，不要到那個時候才自己措手不及。」
A2的個性、做事態度、自我要求以及家人關係，亦有明顯正向的改變。
「對，很閒的那種人，可是我覺得地震之後改變蠻大的吧！就什麼是都會想要積極地去完成，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懶懶的，覺得有做沒做都沒關係，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應該是好的吧！可以改正一點缺點。」
「就是比較會想吧！比較沒有像以前那樣覺得什麼都有人會頂著，因為地震嘛！我也看到很多父母雙亡的，我就會覺得說並不是麼都可以依靠父母，所以感覺自己要獨立一點。」
「我覺得….像以前就會覺得，這事情明天再做就好了，那現在就會覺得好像要把握眼前的任何一切，因為它有可能….像我在準備推甄考試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會想，像我現在讀得很認真，那不一定今天晚上就會地震，然後明天根本不用考。就會有一種….像考試會這樣想，那像你要完成一件夢想或一個事的話，就會想到如果不趕快把它實現的話，會來不及，就會這樣想。」
「對，我像以前就會跟人家起爭執，或計較什麼的，現在就覺得沒有那麼在乎了，因為都是身外之物，很多一瞬間就什麼都沒有了，所以我覺得外在東西不是很重要了。因為像他們辛苦了大半輩子，還不是一瞬間就不見。」
「因為像之前吧！我們大家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因為大家都很忙啊！我媽做房地產啊，我爸要上班，然後我要上課，我姐他們都在外面，然後大家都過自己的生活。可是地震發生完以後，大家都會覺得在一起的時候好像特別不一樣，所以今年過年的時候我覺得比以前要更快樂，因為以前都是大家回來吃年夜飯，然後今年大家就坐在客廳啊！然後大家就講一講自己的事情，然後我爸我媽就會說一些鼓勵我們的話。」
A1與A2在復課之後，看到同學非常的高興，尤其是一進校門口就看到「見到你真好」，那種受重視、貼心的感受溫暖其心。真正的高興，是看到希望、未來，如A2所述：「那種高興就好像，經過一場大災難，還能見到彼此，好像是，覺得那種快樂，好像看到希望一樣，就是大家同學還在，然後你就覺得，還可以繼續讀書，還有未來這樣子。」因著地震，A2認為他與同學有更多機會了解彼此，因此與同學的感情更加地變親密。
在上一節中，A2藉著反思蘊釀突破的勇氣，藉著一場畢聯會籌辦跨年晚會的過程中，他學會了與人的應對，知道不要放棄任何機會。此項活動讓其產生的最大意義是生活變得更精采。
「可能就是一些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應對，像有的，你要應付一些，像他明明很不願意，你又要說服他去參與這個活動，所以，像那時候統一公司，我們請他贊助。我們是十一月底打電話給他，我們打去他就說，你們慢了一天，因為我們要贊助的東西都在昨天已經規劃好，就是他們那種大集團裡都會規劃好有一段時間你要贊助什麼，都已經列好，就是不再贊助，我們剛好慢了一天，就是沒有辦法。我們想不行啊，我們一定要，海報上面一定多一點大集團的名字贊助，這樣會好看一點，所以我們又打電話去統一，不斷跟他溝通，然後他說真的沒有辦法，他們要贊助的東西已經沒有。我們說不行啊，這是很有意義的活動，不斷地跟他溝通，後來他們答應說兩千份的點心，就是他們統一麵包。」
「對，現在就學會說，公司說不要也不見得真的不可以，只要你再多花點心力下去說的話，我覺得還是蠻有機會，不要放棄。所以我覺得，現在學到可能就是不放棄吧，我覺得像中間我們一度不想辦了。」
「受訪者：它的意義，意義方面可能對我們整個埔里高中，有一個新的意義。因為我們埔里高中從來沒有辦過像這樣子的晚會，現在是有一個這樣子的經驗，像我們畢聯會的紀錄裡面可能又多了一頁，像我們就我們的企劃書，宣傳海報，一張很大張的海報，印製得很精美的那種，我作夢也想不到….。對，還有海報，我覺得意義是，我們畢聯會可能每一個人都會記得這件事吧，因為它可能影響我們蠻大，然後也交到不少的好朋友，然後我想說，學校方面可能也會記得。
訪問者：那對你個人來說，好像你參與了一件前無古人….
受訪者：對，好像在高中的立場，因為有這件事變得更精采，你的生活出現更多不一樣，不應該在你高中時期會有的，你沒有預期。」
此種精采，令他覺得自己有不平凡的一面，自己是有價值的，尤其透過父親的言談舉止之間，如此的感受更深刻。
「父子的關係啊，我爸可能會覺得，好像這小孩不簡單，可以做這個活動，可能又看到我的另外一面，可能平常就是一個很平常的學生呀。」
「他有時候就會說，像有時候我跟他出去吃飯，我爸跟他朋友談到小孩子的時候，我覺得他會有那種蠻驕傲的口吻，所以我就會感覺到，好像真的….」
A3呢？由於不能反芻災難帶來的影響，他期盼未來的成就可以填補掉因搖晃的那種內心不安的感受可以不必浮現。
「那時候就覺得，不是害怕的時候吧！應該要趕快想了啊，因為認為說，那一夜不是永遠，還是得走下去嘛，那就為自己求理想，去鋪路啊，然後有這些經驗其實不錯啊，而且其實我喜歡這樣一直忙下去，對啊，而且我可以一直忙下去，忙到茶不思飯不想都沒關係，我可以一整天就這樣一直做我自己要做的事，其實那一陣子真的連吃飯時間都不夠。」
但是不安有時是按耐不住的，他會冒出在心裡的防堵之外，因此擔憂，懊惱，失望，內心未完成的事宜浮現在腦海，他不快樂，但他能做什麼？唯一的方法是讓自己愈獨立，其實是孤立，因為內心深處的感受是：「好像到最後關頭，可以相信的只有自己。」
「就會想得比較多，就趕快趕快實現自己的夢想，讓他們享福，因為真的很怕我實現夢想的時候他們就不在了。就是人家常講的子欲養而親不待，很怕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我覺得….因為我來埔里高中唸是錯誤的，因為我沒有讀我喜歡的科系，等於浪費了這三年，我怕以後會跟不上別人，我怕以後夢想實現不了。我就會為自己想以後….因為家裡不富有，其實經濟狀況有時會常常出問題。真的，所以我會希望趕快出去賺錢，而且我會覺得父母年紀很大了！而且他們都已經五十三歲左右了，而我才剛滿十八歲，你看等我生孩子的時候他們幾歲了！可能都已經不在了！所以我就希望趕快實現自己的夢想，我希望能夠讓他們….享享福吧！覺得….他們一生好像沒有享到什麼福，我就想要趕快賺錢，趕快養他們，因為媽媽在做工蠻辛苦的！」
「恐懼上學啊！上學會看到他們，有時候會愧疚，有時候會覺得很不喜歡，後來他們態度就變得很差，還會罵我啊！而且還罵我髒話，那種感覺….不敢相信吧！當初那麼好的朋友會變成這樣子，就對友情很失落，為了男生可以放棄我們的這種感情，我覺得太不值得了！」
討論
從存在主義的觀點，智慧是因承認生活是荒謬及無意義而起的，因此每個人均存有由生活困頓中發現意義的需要。存在心理學認為命運是「既定的」（given），因此需要接受它；個人面對此種限制時，正式可由此去操練及發露出個人的自由，進而選擇個人生活的軌跡（May, 1981）。一生之中，我們無法做到事事如自己所願，我們會死，我們隨時可能遭受來自他人或自然界的襲擊。唯有我們願意面對這些「命運」，把它視為挑戰，而非威脅，如此的生命才可以轉化出意義。Frankle（1961）認為生存的意義無法僅藉由創造的活動及生存的境遇來發生，必須藉由個人去面對存在的「原貌事實」（primodial facts）：受難、罪惡及短暫（transitoriness）。如此地面對，正是個人開啟探尋生命意義的發展歷程。同樣的，Fromm（1947）認為當個人承認自己是孤寂的及會死的內在事實時，他可透過愛與工作重新與世界產生創造性的連結，並超越內在孤寂所帶來的不安與恐懼。因此生命不可避免的悲劇是：選擇的必要性，孤立及死亡。這些悲劇會帶來痛苦，但同時呈現出學習的機會，讓個人可以由此發現生命的意義。
災難是重大事件，且對個人而言，是一極大重要（high-importance）的事件（Carver, 1998），因此，必然逼使平常不思索生死課題的個人，不得不探尋生命的意義。唯有面對它，並能探索闡述及分享出來，建設性的生活及心理的成長才有可能轉換而生。對多數人而言，面對災難的態度是希望它不存在，或是停止它的影響，因此把災難只視為是災難（mere suffering）。殊不知，災難事件的本身是有意義的，是可提供學習的事件，因此，災難是有機會讓一個人成長的。面對災難，如果採取疏離（detachment），必然使痛苦常駐內心，個人不得不採去自我防衛來區隔，不過，這次的地震太猛烈了，要能在內心區隔開痛苦，先前的自我功能要夠強，否則只能否認、淡化、理智化、但任何災難記憶的觸發者（traumatic reminders），例如災難的紀錄片，有關災難的種種線索等，均會再度挑起受難的痛苦，這些痛苦更會勾起過去內心未解決的其他心理事宜（unfinished buiseness），讓此個體更加痛苦。
如果個人面對災難時，承認災難事件激起內在的原貌事實，以及接受「生命是易受傷害的」（life is vulnerable），必然知曉原來深信「自己不會死」的深層信念，是一極大的錯誤。如此地戡破，正是鬆解受難的折磨與趨向「美好」的契機。更重要的，個人在探索災難的正面意義及行動的突破，與接受災難帶來的限制之間，產生成長的意義，及對生命的肯定。
本研究所訪問的三位高中生當中，正說明此種成長的轉捩歷程。A1在災難後的成長轉換最為明顯，雖然在他的言語中不曾透露出「接受」兩個字，但接受是一種態度，是經由他「充分的述說」，完整地再度泡浸在災變中發生的種種，所以他述說地震的經驗最為完整，因著完整，表示他已面對了災難，而不否認。地震對A1而言，不是另外一個生活事件，而是自己生命故事中的一節，因此對自己的生命佔有一個「位置」（place），所以災難事件不是僅被看到，而是被建構（not just seen but contructed）（Tedeshi & Calhoun, 1992），使得災難帶來意義。因此，A1現在能夠理解，能夠處理災難，在過去他不曉得他能，因此展露出生命的意義。這種生命故事如同生活有個大轉彎，彎向更好的生命舒展。A1對「地震」只有感謝，感謝讓他學習在地震之前所學不到的人生事宜；A1對「地震」感激，讓他了解把握現在，盡其在我的人生積極態度。這些正是災難後成長的轉換故事。
對A2而言，雖不若A1對此次地震有如此深刻的體驗，或許是原先家庭狀況優良，不必逼使他面對災難的折磨。但是他的觀察、內省，讓他發現他「真的」受到災難的影響----成績退步了；他跟非災區的人的生活不太一樣，他力求突破此種困境，他採的方式不是轉移，不是彌補，而是開始省思地震對他的影響。如此的省思讓他發現「地震」不見得是一件壞事，對他的個性、做事態度及家人的關係均有正面的影響。這種正面性讓他知曉「人生就是不要放棄任何機會」，所以他決定要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精采。
反觀A3，「地震」不是一個成長的機會，他認為對其影響不大，因為他早就獨立自主了。但是他不知曉、不自覺地震已勾起他內心的傷痛，那些有關人際、家庭的傷痕。他認為在其生命中所發生的一切是宿命，既定的，面對此種命運的無奈與無助，他用幻想，想像未來的「如果」此種狀況逼使他再度陷入痛苦之中，因此擔心、後悔不斷交雜、激盪其內心。此種情形正如Aldwin（1994）所提的「偏離—擴大化回饋歷程」（deviation—amplifying feedback process），A3正受著自我掌控（sense of mastery）的枯竭危機。
A3為何會如此？Saokvine、Tennen與Affleck（1998）假設要從不幸之中找到福祉，深受個人對自己、世界及他人的觀點之影響，換句話說，個人的自我概念與個性扮演一極重要的角色。塑造人的個性的來源及因素相當多，本研究從成長的角度切入時，認為Fromm談及的「愛」是主要的來源，亦即本身是否能體會到「有愛」及「被愛」，便影響著個人面對大災難時，是否具有勇氣去接納。另外，A3不斷認為自己是獨立的。青少年的心理發展任務是追求自我認同感，這種自我認同感對其往後的不會過度依賴他人，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掌控感，即主動性等的自我依賴（self-reliance）特性有極大的影響。因此，A3的獨立訴求，是一種情緒自主？亦或疏離？端賴其與父母的關係。Bretherton（1992）曾言：「依附（attachment）是一種從初始就允許孩子在情緒支持的情境下，發展其最佳的自主性」。因此，兒童藉著與主要照顧者的重複性互動，並由此互動中發展出「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這種內在運作模式被當成是自我與他人關係之心理表徵，它不僅可以定義自我與他人互動的期待，並且亦當為未來和他人建立依附關係的架構（Bowlby, 1980；Hazan, 1992；Shaver, 1987）。
A3的「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擔憂正揭露他和父母的依附關係，地震勾起痛苦之後，每個人不得不往內心找尋還可仰賴的力量，但如果僅能抓到傷痛，必然會回歸到修補早期與父母的關係間的裂痕。如同A3所言：
「因為小時後親人不是我的最重要，我的重心在朋友，因為沒人管呀！父母又那麼嚴厲，所以家人怎麼樣其實並沒什麼差別，我覺得不是那麼重要，以前我會覺得親人不是那麼重要，因為有什麼事也都是跟朋友講。所以朋友是第一位，可是越長大就會發現親人是最重要的，親人是第一重要。」
「什麼原因喔….相處吧！因為後來大家相處在一起的機會多了！國中的時候。有相處有交談，越長大就越覺得能明白他們在想什麼，越能懂他們想說什麼，就是比較聽的懂得那些話，然後就比較能夠知道對方的意思，然後就覺得親人是很重要的，被朋友背叛以後，你就會覺得朋友已經從你的第一位往下降，然後很自然的親人就往上升。」
此種修補正是希望找回「愛」，因為那是源頭。有了愛，才有幸福，才能縮短彼此間的距離，同樣的，也能縮短他與彼此間的距離，不必再疏離，而可以成為大家的、外在的一分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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